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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東坡的調查研究

時間:2018-05-13 09:46 來源:0

  ——重讀《石鐘山記》隨想


  雷金貴


  近日,在一部岳麓書社1980年代版本的《古文觀止》里,又一次閱讀了蘇東坡的《石鐘山記》。重讀不是第二次,是一次次之后的又一次。我讀蘇東坡的文字,百讀不厭。《石鐘山記》的文采,在蘇東坡浩瀚的文詞詩賦里,或許不是最出色的,但是反復咀嚼蘊含其中的一份執著,如含甘飴,滋味深長,唇齒生香,沁心入神。


  《石鐘山記》不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游記文本,因為字面上有明顯的探疑行為,有人名之為“考察游記”,終究還是沒有明白蘇東坡的“言外之意”。


  石鐘山因何叫做石鐘山?《石鐘山記》開篇即說,酈道元關于石鐘山之名的由來,“人常疑之”;唐代李渤之說,“余尤疑之”。帶著他人和自己的懷疑,蘇東坡“至其夜月明,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”,歷驚越險,一探究竟,前后文字,圍繞“疑”和深入實際“破疑”,抽絲剝繭,讓石鐘山因何得名在真情實景中水落石出,真相畢現。


  蘇東坡以其實地踏訪,張揚耳聞目見,“事不耳聞目見,而臆斷其有無,可乎?”蘇東坡尤其痛心“漁工水師,雖知而不能言,此世之所以不傳也。”言外之意,說的是最底層的人,最知道真實情況,卻沒有發言權;也沒有人去傾聽他們的現身說法,了解真情實況。所以說《石鐘山記》之“形散神不散”之“神”,落在調查研究上,其行文婉轉的真實意圖,其實是以其拳拳的忠君愛民之心,勸諫皇上和朝廷,熙寧以來所行新法,究竟是利民了還是害民了,你們得到民間來了解,你們得傾聽民間真實的聲音。


  《石鐘山記》作于蘇東坡從黃州量移汝州途中,蘇東坡因為詩文得罪,在黃州“監外執行”四年多,新法于民,是利是害,他的耳聞目見,最為真實,而他沒有直接的發言權了,他天真的以為,自己這篇文章,會如同自己的其他詩文,會以各種方式廣泛流傳,會迅速被呈上皇帝的案頭,讓喜歡他的詩文的神宗皇帝,在讀得“停箸忘食”時,也能讀懂自己的用心。


  文為心生。傳世的經典,不朽的杰作,無不是“心情和心事”的袒露。“心情和心事”,非一時之情緒之態,乃至死不移的牽掛,古今中外贊為心血的結晶。


  蘇東坡文名盛大,遮蔽了他情寄“民為邦本”的為官形象。光陰荏苒,越來越多的后來之人,就只知道文豪蘇東坡,而為他精彩的文字而沉醉;也只知道他幾遭貶謫,而為他多舛的仕途而唏噓。蘇東坡一次次的“惹禍”,是因為文字;蘇東坡至今活著,還是因為文字,頗有些“成敗”皆文字的無賴況味。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,就會驀然發現,禍害抑或榮耀蘇東坡的文字,其“心情和心事”無不深深地糾纏于一個“民”字。


  蘇東坡自踏進科舉的考場伊始,幾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沉浮里,他以詩詞、文賦、記說和策、論、狀、表、銘……等等各種文體,真實和形象反映民情、民生、民心。自孔子以降,“民為邦本”是為儒家核心價值。當然,偽儒之流,以為借口,不存于心,不付諸于行。蘇東坡是真的儒者,心口一致,知行合一,心行不二。如此之說,不是故意要為之貼金,而是在他的字里行間,處處可見;在他為官一方的政聲里,至今斐然。真情實況,不在宮墻之內,而布于廣袤大地、千家萬戶,欲知真相,必入其中,今之所謂查民情知民意曉民心者也。


  從蘇東坡的心事里閱讀蘇東坡,方可讀懂蘇東坡,方可讀出蘇東坡若干詩詞文賦的“言外之意”。蘇東坡在崗在位,多以奏章表狀直言其說,毫不隱諱。蘇東坡貶謫靠邊或是官位不高時,多曲折以言外之意進言。當時官場,都知道皇帝喜歡蘇東坡的詩賦文章而至于忘食,以至于他在黃州時寫下的“江海寄余生”傳到神宗手上,又以訛傳訛聽說蘇東坡跳江自殺,神宗皇帝竟然傷心落淚。


  他不得不以迂回的方式,表達民之疾苦民之所想。有宋自趙匡胤、趙光義和宋真宗趙桓“澶淵之盟”后的所有皇帝,無不深鎖宮墻難出宮門,與民心民情民生隔著遙遠的距離,而被百年承平虛言假象抹黑了雙眼,尤其自急于有功的宋神宗肇始,他以新法之名,折騰了將近二十個年頭,至于哲宗徽宗欽宗,四任皇帝,五十年間,北宋的江山,就被迎合奉承之花言巧語的文辭玩完了,離蘇東坡病逝常州不過短短二十五年。


  蘇東坡還經歷了仁宗和英宗,宋徽宗繼位,大赦天下,蘇東坡因此有機會從“海外”的儋州北還,不幸病逝于遇赦北歸途中的常州。在此期間,無論“新黨”當權還是“舊黨”當政,蘇東坡耿耿之心不說假話,《四庫全書·蘇軾傳》贊為“……以愛君為本,忠歸讜論,挺挺大節,群臣無出其右”的蘇東坡,所以竟以真言真語而再三得咎。所幸如《四庫全書·蘇軾傳》所言:“嗚呼!軾不得相,又豈非幸歟?或謂‘軾稍自韜戟,雖不獲柄用,亦當免禍。’雖然,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,尚得為軾哉?”


  蘇東坡不改說真話的本性,源于他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棄兒”之真性情。


  說了這么多真實的鋪墊之后,我得道出蘇東坡在《石鐘山記》真言真情的言外之意,他是借探究“石鐘山”山名由來之名,言說欲知真相,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,文中“事不耳聞目見,而臆斷其有無,可乎?”這一強烈之反問是矣!


  蘇東坡因“烏臺詩案”,被宋神宗和王安石貶謫黃州監外執行,開啟了他以各種文體反映真情實況而因文獲罪的仕途旅程。宋神宗是想做個有所作為的好皇帝的,王安石是想做個富國強兵的好宰相的,但是他們聯手推動的變革,卻被群小弄得變形走樣,王安石竟被自己提拔的人趕去金陵養老。而鎖在宮墻里的宋神宗,早已被自己弄得焦頭爛,尤其元豐五年九月,聽信夸夸其談攻打西夏之言,而遭遇永樂慘敗,擊垮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撐。這個時候,他想起了知實情說實話的蘇東坡,元豐七年正月,在多次下令詔命啟用蘇東坡而竟然被臣子駁回,他不得不以皇帝手札的強硬方式,準備啟用貶謫多年敢說真話的蘇東坡:“蘇軾黜居思咎,閱歲滋深,人材實難,不忍終棄……量移汝州……”,這是宋神宗將要使用蘇東坡前奏,可惜,一年之后,宋神宗就嗚呼了,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。宋神宗和王安石聯手發動的所謂變法,從一個美好的愿望出發,未曾想到竟然是為北宋注入了死亡的病毒——其一是財聚于上而民愈貧,動搖了國之根本;其二是開啟了弄權當道的邪門,加速了死亡病毒的爆發。


  《石鐘山記》的目的所以很明顯,蘇東坡知道是神宗皇帝的手札讓自己離開黃州,他還沒有發言權,高高而森嚴的宮墻,讓皇帝難知外面的現實,他只能用這樣曲折的方式進言皇帝。《石鐘山記》和同樣作于這一途中的《題西林壁》,“不識廬山真面目,只緣身在此山中”,意在進言皇帝他希望皇帝聽到真實的情況,施行民心所盼、所向之仁政。


  言耳聞目見之言,行耳聞目見之行,貫穿了蘇東坡一生的所作所為和所言所文。


  初仕鳳翔,蘇東坡深入官民,了解到無論枯水和洪水期,都要把終南山的木材,通過渭河和黃河,運往京城,而遭遇“經砥柱之險,衙吏蹱破家”的悲慘,而“軾訪其厲害,為修衙規,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,自是害減半。”三年任滿回到朝廷,先后遭遇母親、父親去世,待到守完父親之孝再回朝廷,很賞識蘇東坡的英宗皇帝,還沒有等到蘇東坡回朝,短命而去,皇帝已經由英宗到神宗,時為神宗熙寧二年。因為神宗皇帝召見蘇東坡,已為執政的王安石,素惡蘇東坡之議論異己,“拗相公”王安石不想看見蘇東坡在皇帝面前進言,將蘇東坡從判官告院趕出,“權命開封府推官,將困之以事。”殊不知蘇東坡因此而更能夠了解民間真情,當年元宵節,“會上元敕府市浙燈,且令損價。軾疏言‘陛下豈以燈為悅?此不過以逢二宮之歡耳。然百姓不可戶曉,皆謂之以耳目不急之玩,奪其口體必用之資。此事至小,體則盛大,愿追還前命。’即詔罷之。”


  蘇東坡由此與王安石懟上,深知自己“知其愚不適時,難以追陪新進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養小民。”一再請求外放,由此開啟了他的通判杭州、知密州和徐州與湖州之旅,在此期間,“時新政日下,軾于其間,每因法以便民,民賴以安。”密州任上,大膽罷行“手實法”,把同僚驚出一身冷汗,蘇東坡的舉動反饋到朝廷,“朝廷知法害民,罷之。”蘇東坡敢于如此作為,是因為身為太守的他,也只能以杞菊糊口,甚至“灑淚循城拾棄兒”。民間疾苦,他已忍無可忍。他還不忍皇帝被宮墻內粉飾太平的聲音蒙蔽著,自己雖有“忠君愛民”之心卻處無可奈何之境,然后仰天長嘆:“高處不勝寒,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間。”徐州抗洪,救滿城百姓免遭魚鱉之災,受到皇帝嘉獎。蘇東坡不貪功,他在《獎諭敕記》中說,他的抗洪應急之策和長遠的防洪之舉,來自徐州父老,且刻碑《熙寧防河錄》,讓后來人知道徐州因地理特殊之防洪要務,為民之心,何其殷殷!


  之后到湖州,以《湖州謝上表》被群小攻訐而惹禍,而入獄,而自元豐三年監外黃州,到元豐七年正月離黃,途中有了這篇《石鐘山記》。其實,蘇東坡在黃州所作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賦》,也是在他了解到神宗皇帝將進攻西夏后,以他初仕鳳翔所知情形,而曲折進言皇帝不可盲動。果不然,神宗皇帝被自己發動的戰爭的慘敗而氣血攻心而喪命。


  為民而說實話道實情而遭受牢獄之災的蘇東坡,復出之后的仕途飆升中,依然不改其說實話道實情的秉性。首知登州,時日不長,察“榷鹽”害民,上《乞罷登萊榷鹽狀》,留下“五日登州府,千年蘇公祠”的民間美名。回到朝廷,先是被因自己“烏臺詩案”受到牽連而當下重新掌權的“司馬牛”司馬光不容,司馬光將盡廢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寧、元豐時期的所有新政,一切復舊。蘇東坡從民間回來,知道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有所長,希望司馬光能夠兼用其長。司馬光和王安石,忠君之心不容懷疑,卻有共同的毛病,大權在握,就聽不進不同意見而要“清君側”。哲宗皇帝還小,垂簾的宣仁太皇太后,從心底里是準備要蘇東坡接班司馬光的,她知道蘇東坡兄弟是宋仁宗為子孫選拔到的兩位宰相人物,蘇東坡兄弟在這些年來浮浮沉沉中表現出的德能勤績,印證了仁宗皇帝的判斷,但是她對蘇東坡因為直言極諫而被高處之冷寒籠罩的境況,也無能為力。蘇東坡因而再回民間。


  蘇東坡回到民間的首站,巧合于他在熙寧時期到達民間的首站——杭州。時光如梭,二十年后的杭州,恍若隔世,民生蕭條,百廢待興。回到民間的蘇東坡,查民情,納民言,整治將被淤、葑殆盡的西湖,疏浚茅山、鹽橋二河,還西湖于今朝。他經過實地踏勘,希望治理“浙江潮自海門東來”和太湖水患,而久久利民、便民、惠民,卻被“有惡軾者,力沮之,功以故不成。”雖然如此,“軾二十年再杭,有德于民,家有畫像,飲食必祝之。又作生祠以報。”為民者,民不忘也。


  杭州之后,蘇東坡厭于所謂“黨爭”,在朝廷與地方之間輾轉。


  知潁州,阻止了一項不僅勞民傷財且會水灌潁州的水利工程,是前任奏準朝廷的大項目,而這個項目本來存在爭議。蘇東坡到任,沒有盲目開工,而是組織人員踏勘測量,用測量數據,證明這個工程做不得。為此,蘇東坡有理有據的向朝廷三上奏章,用真實的測量數據說話,阻止了虛妄的夸夸其談,詳情見于蘇東坡《申論八丈溝不可開狀》。而之前的爭議雙方,都沒有做實地踏勘測量,空對空的言說,誰也說服不了誰。知揚州,罷除了民不聊生里的“萬花會”,探訪漕運凋敝的因由,上奏得允,行船工以船為家之策而達于公私兩便,漕運再興。知定州軍州事,此時,宣仁后死了,司馬光也死了,哲宗親政了,這個有些逆反和報復心很強的皇帝,要對他在未親政時期“只見他們屁股”的大臣動手了。按規矩,被派往定州時,要面辭皇帝,接受皇帝訓導,當過哲宗皇帝老師的蘇東坡,竟然不被允許,而是要他立刻出城,這是北宋開國以來,從未有過。如同北宋開國從未有過的文字獄,不幸都落到了蘇東坡的身上。雖然如此,蘇東坡臨行時,給年輕的皇帝極諫的奏章:“……天下治亂,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極,小民皆能自通,迨于大亂,雖近臣不能自達……今聽政之初,當以通下情、除?蔽為急務……”蘇東坡的核心是殷殷希望皇帝親政后,一定要暢通從皇宮到民間的渠道,掌握實情,再做決斷。而定州是北宋邊防重地,竟然軍營破敗,軍紀懈怠,軍不知民,民不知兵。于是上奏,請求修建軍營,加強軍備,恢復弓箭社,強化邊防,整飭軍紀,操練軍民。


  自蘇東坡再次蒞杭至于定州,經過二十年折騰的北宋,民生蕭條,又有水旱之災交侵,他每到一地,幾乎都要上奏請求賑濟災民,這樣的奏章,《蘇東坡全集》里很多,讀得人心里流淚。其中尤為諷刺的是,蘇東坡在知杭州任上奏準的救災糧,卻被報喜不報憂者截留了,這讓蘇東坡憤恨不已而上章揭露,為了一方百姓的生計,蘇東坡有些不管不顧。從神宗到哲宗,皇宮外的真實情景,他們或許假眼蒙蔽了,或許明知而假裝不知,而蘇東坡不僅耳聞眼見,而且掛于心,行于行。


  定州是蘇東坡仕途生涯在崗的最后一站,他之前直接或曲折進言的文字,再次被“惡軾者”翻出來作為靶子,而被貶謫嶺南。


  求一時的真情,說一時的真話,做一時的實事,或者不難;一輩子都這樣說這樣做,沒有始終不渝的品格,一定做不到。蘇東坡在西蜀的小城出生,在民間里長大,曉得民情之實,曉得民生所需,所以有奮厲有當世志的信念,言于口,記于文,施于行,始終不移。參加仁宗皇帝的御試,其策論之《課百官》、《安萬民》即有“決壅蔽”而暢民情、“結人心”而聽民聲之策,即使貶謫嶺南,貶官蘇東坡,竟然指導建自來水工程,捐出賞賜,修建橋梁,興學救牛,除舊布新。“此地可開眼界,何人可配眉山。”此聯刻在儋州蘇公祠,人心活著蘇東坡。所以才有蘇東坡自己的:“問汝平生功業,黃州惠州儋州。”


  因文而名的蘇東坡,寫出那些至今鮮活的文字,不是因為那些文字多么華麗,而是因為那些文字見人、見物、見情,一如《石鐘山記》里,即使陰森可怖的激流絕壁,也擋不住蘇東坡探求實情的執著。


  2018年2月13—14日·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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